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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信念给了我们力量

发布时间: 2019-03-06 13:45 发布单位: 丽水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浏览量: 481 【公开】

张文碧

一九三五年九月,也就是挺进师进入浙江的第六个月,国民党反动派以七万余兵员、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发起“清剿”。当时,师部率一、三纵队及师直属队正由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南下到瑞安、平阳一线,因当地濒临东海,地势较为平坦,不利于我军隐蔽,粟裕、刘英两首长遂决定各自带一部分队伍继续南下到闽浙边境的福安、福鼎、泰顺、寿宁、庆元等地区寻机作战,命一纵队长王屏和我带领六十多个精壮的战士,往浙东寻找地下党组织,配合他们在当地坚持斗争。因为在这以前,曾接到过他们的来信。

我们带着部队赶到了浙东。继而又昼伏夜行,出没于崇山峻岭之中,一天换一个地方,到处打听、寻找党的组织。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当时,敌人已在浙东撒下了严密的“清剿”之网,处处有白军,路路有哨卡,我们的行动非常困难。为了行动灵活方便,保存有生力量,我们在天台山区将部队分成两股:由王屏带领大部分同志向仙居磨盘山发展,由我带十几个同志去往东阳、缙云、永康一带。

和王屏等同志分手后,我们白天隐蔽,夜晚行动,一面寻找党的地下组织,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

这天,我们露宿在从仙居通向缙云的八宝山上。当一觉醒来时,已是夕阳西下,山下正升起缕缕炊烟。在夜色渐渐笼罩下来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向山下走去。我和另一个同志走在前面,刚下山坡,我发现山坡与平原接壤的地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封锁沟,沟沿上走动着几个荷枪的白军。我不由得心里一惊,连忙向身后打手势,示意停止前进。随后,我们又悄悄地换个方向准备绕道下山。不料刚翻过两个山头,只见前面的路上,同样站立着敌人的哨兵。

这时我们才发觉,自己被困在八宝山上了。

八宝山,山岭绵延,不见人烟。我们只能在大树下睡觉,靠野果充饥。吃了野果子,大家的胃里一个劲儿地往外冒酸水,说不出的难过;等酸水冒光,肚子又饿了,又只好吃野果。

第六天的下午,天气骤变。顷刻之间,风声、雷声、雨声,夹着山洪的咆哮声,响彻了整个山间,好象天就要坍下来似的。我们十几个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手拉着手躲在大树下,雨水从树叶的空隙处直泻下来,把我们从头到脚淋得透湿,汹涌的洪水,漫到了脚背上。我们一个个冻得嘴唇发紫、浑身颤抖。过去健壮得象牛犊一样的通信员小胖,这会儿也缩着身子,双臂紧紧抱在胸前,牙齿不住的打架。他狠狠地咬住嘴唇,嘴唇上渗出了鲜血。

开始,我以为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不料越下越大,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一丝放睛的迹象。这时,我借着电闪,看了看身边的十几位战友,他们虽然已被连日来的饥饿、寒冷和劳累折磨得形容憔悴,瘦弱不堪,但在他们每一个深陷的眼窝里.却闪烁着明亮、坚定的光芒,象点点跳动着的星火。这一切,使我感到欣慰、感到温暖。

突然,站在我身边的小胖,象要倒下去似的左右摇晃了一下。我连忙将他扶住,脱下自己身上的湿衣服,拧了两把,披在他的肩上。我急促地问:

“怎么样,小胖?”

“还……可以……抗……”

小胖一句话还没说完,“咔嚓嚓”一道青紫色的电光闪过,象把斩天劈地的利剑,冷嗖嗖地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跟着就是一阵震得山摇地动的霹雳,我们一个个都象挨了炮弹似的失去了知觉:晕倒在泥水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只见离我们只有二十米左右的地方,两棵高大的松树被劈开了,焦黑的枝干横躺在草丛里,毕毕剥剥地还在燃烧呢。

经过这场雷电的轰击之后,大家围在一起商议了一下,决定出敌不意冲下去。于是,我们冒着瓢泼大雨,穿过一堆堆黑黝黝的荆棘丛,越过一道道大小溪漳,抱着不是网破就是鱼死的决心,往山下冲去。但是,奇怪得很,一路走来,一个敌人也没有遇到。想必是那些保安团的兵上哪儿避雷躲雨去了。好啊,大雷雨折磨了我们,可也给我们解了围。

深夜,在离开八宝山十几里路的地方,我们摸进了一个村庄。只见西头有一座孤零零的草房,小小的窗户里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我们连忙上前轻轻地叫开了门。房主人是一孤苦的老头,见了我们惊慌得手足无措。当我们说明了身份和来意之后,他才渐渐地安定下来。他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点米,给我们煮一锅稀饭。我们就把身上仅存的几张已经淋湿的角票烘干了,作为买米的钱,递给了老伯伯,并说明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要他老人家务必收下。老伯伯很是感动。

饿了几天,能吃到这样的热稀饭,是多么好啊!饭后,同志们围着暖烘烘的锅灶,挤坐在地上。老伯伯告诉我们:村子的东头驻有保安团,今夜因为下大雨,没有出来活动。接着,他又凑近我们悄声地说:“从前,这里也闹过革命,当年红十三军打温州时,我也扛起红缨枪参加了,那时真是穷人的天下呀!后来,红军一走,白军来了。什么都垮掉了……”

想不到这位老伯伯,还是个老赤卫队员呢!是啊,全中国到处都有穷苦的工农大众,只要共产党去领导他们,他们闹革命的劲头大得很。第二天,在这位老伯伯的帮助下,我们又顺利地离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出八宝山以后,我们又继续转战行走,寻找地下党组织,可是找了好多天,仍是没有一点线索。后来,我们来到了与王屏同志分手时约定的、他们活动的地区——磨盘山,一个噩耗象晴天霹雳似的向我们迎头打来:王屏同志和他率领的几十名战友全都牺牲了!得恶讯、念战友,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悲痛……

我们面临着严重的情况:寻找浙东地下党,看来已无希望;回主力部队去,我们早已失去同大部队和粟、刘首长的联系,不知他们在什么地方。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留在浙东山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保存革命力量,熬过这艰难的岁月。好在浙东地区到处是深山老林,回旋的余地很大。于是,我们十多个人又神出鬼没地在这里活动了一个时期。

这时,最令人焦急的是,不了解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对于中央红军和挺进师主力的情况,也一无所知。但大家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有了新的发展,革命总是要前进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地主逼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的子弟,就是在一九二八年那样困难的时候,我们跟着党闹暴动、打土豪分田地,也没有一丝犹豫;今天我们有那么多红军、又有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作后盾,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这个信念,支持着我们每个同志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休息下来的时候,大家忍着饥饿紧紧地挤在一起,躺在大树下,或者躲在山洞里,讲讲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回忆参加红军后的进步过程。倒也十分有趣。

有一次,我给同志们讲了我刚入伍时的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还是一九三0年江西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的事情。当时,我参军才几个月,部队在江西宁都的黄陂、小布一带进行短期整训。有一天吃过早饭,全连同志集合在一块梯田里,连政治委员站在上丘田里向大家庄严地宣布:“同志们!今天,我们连队共产党的支部要向全连公开。现在,请共产党员站到上丘田来。”话音方落,许多同志就一个接一个地跳到上丘田去了。我呢?团团转着身子,不知该怎办。该到上丘田去呢,还是该站在下丘田?我回想着连政委刚才说的话:“共产党员站到上丘田。”再一看,跳上去的又都是一些平日表现很好的同志,其中也有我的班长。我想,我也是要进步的,当然也有自己的份罗!正考虑着,只见九班的张华申也跳到上丘田去了。嘿!那还用说,我跟张华申是老乡,一块儿闹过革命,打过菩萨,又是一块儿参的军,在连里平时的感情最好,有空的时候,我们还常常在一起谈天。他上去了,我自然也得上去。“快上,慢了就拉下了。”想到这里,主意拿定,我一步跨出队列,又一纵身,跳到了上丘田,紧挨着张华申,笑嘻嘻地站定了,两只眼睛还朝下丘田里看着。

忽然,有人扯我的衣角,我侧头一看,不是别个,正是张华申。我对他笑笑,而他却向我嘟起个嘴、悄悄地说:

“你下去,你下去,你不……不能站这里。”

咦!奇怪?我白了他一眼,不服气地问:

“你能站,我为什么不能站?”

“我,我是党员,你不是党员。”

“你是,我为什么不是?”我理由挺足。

“你还不是共产党员嘛!”

“哼!我当了红军还不是共产党?和你一样,都是共产党嘛!”

我们两个站在上丘田里,一声高一声低地争了起来。一下子,全连同志的目光都投向我们。我还是理直气壮地大声说着话,怎么也不肯到下丘田去。这时候,班长从队伍那头急匆匆跑过来,笑着对我说:“张文碧同志,你还不是共产党员,你应该站到下丘田去。”

听班长一说,我心里好一阵委屈,心想:参加了红军,还不是共产党吗?政治委员不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吗?想着想着,我就责怪起张华申来了:张华申,你是共产党员,我不是,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还算什么好老乡……

这个故事,说得大家捧腹大笑。除了讲些笑话外,我们还讲一些红军中的英雄人物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英雄,是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位班长。这位班长在打国民党十八师的时候,两只脚被打断了。晚上部队撤下来,没有找到他,都以为他已经光荣牺牲。但是,过了两天,他却翻山越岭,爬着找回到部队里来了。他说:“就是爬,也要和大家一起坚持到革命胜利。

此时此刻,讲到这样的一个班长,那是特别激动人心的。有的同志流着眼泪说:“这个班长,打断了腿,还要爬回来,我们有手也有腿,为什么不能坚持斗争?再困难,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向那位英雄班长学习!”

当时敌人已经嗅到了我们的踪迹,不断地戒严、围困、搜山,妄图消灭我们。白天我们只好躲在山上,到了夜里,常常从敌人眼皮底下摸下山去活动。摸下山去进行活动,当然是十分危险的,务求动作高度敏捷。有一次,与敌人对面相撞,通信员小胖稍稍迟疑了一下,就被敌人捉去打死了,另外两个同志也当场牺牲。这样,我们十三个人,只剩下十个人了。但同志们相依为命,顽强斗争,熬过了整整一个严寒的冬季。

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的一个春色很浓的早上,我们几个同志正在商讨怎样从深山转入接近平原的地方去活动的办法。忽然,经常给我们送信送情报的老乡跑上山来,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说:

“有一伙红军在邻近的村子里打听你们。”

红军!这是多么亲切的名词。我们象是一群漂泊在孤舟上的人,在茫茫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绿色的海岸似的,都高兴得跳起来,急忙簇拥着那位老乡,飞快地跑下山,赶到红军的驻地——缙云县属的王弄坑。

老乡把我们带进一户人家,刚进门,就见一个人微笑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我们。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师长粟裕同志!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大家顾不得向首长敬礼,就一哄而上,围住了粟师长。亲切、兴奋、激动的感情交织在心头,千言万语一时倒反不知哪里说起。大家的喉咙哽咽了,眼泪夺眶而出……

粟裕同志首先打破了沉寂,问了我们别后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们说,他们原来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还是在闽浙边活动时,偶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浙东山区有“共匪”,他猜测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在坚持斗争,才带了几十个同志跋山涉水到这一带来寻找我们。如今,首长知道我们大部分同志已经牺牲,眼前所剩的十个人,又个个形容憔悴,瘦弱不堪,心里很是难过,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不断地安慰和勉励着我们。最后,他告诉大家,现在整个闽浙赣的革命斗争虽然还很艰苦、但全国的斗争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击败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已经胜利地到达陕北,完成了长征的壮举。革命火焰又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土地上燃烧起来了!

听了这些消息,我们兴奋极了,更加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大家问长问短,说说笑笑,连吃饭都忘记了。

休息了两天,粟师长决定带我们一起走。在他的率领下,我们这一百人左右的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到了永康附近,途中,与阻挡我们的保安团打了一仗,狠狠地教训了这股敌人。尔后,部队又向前行动,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蒋介石为了对付他的反对派,把闽渐赣地区的正规军全部他调,只留下浙保和闽保的几个团。在这有利的形势下,我们的力量又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在闽浙边临时省委的领导下,迅速建立了浙东、浙南、浙西南等特委组织,并把部队分派到以上各个地区活动。我们第二纵队(当时我已担任重建的第二纵队的政委),活动在浙西南特委所属的地区。

有一天,我们从城里搞来了几份国民党的《东南日报》和《申报》。其中有一张的头条新闻是:“蒋委员长西安被扣”。这个消息象一阵风一样吹遍了整个部队,同志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三五成群的围在一起,快活地议论着:

“嗨!革命这几年,到底捉住了最大的内战头子蒋介石!”

“蒋该死早就该死了!”

“杀了他,为死去的同志们报仇!”

“……”

群情激昂,纷纷提出赶快请党中央想办法把他杀掉。那几天,我们天天盼望着枪毙蒋介石的消息。

精神一振奋,部队打仗也来了劲头。我们浩浩荡荡地去攻打附近保安团驻守的碉堡。同志们一面放枪,一面高喊:“蒋介石都被捉住了,你们这个小小的碉堡算什么?快快投降,不投降,就消灭!”就这样边喊边冲,打下了一个个碉堡。

过了一些时候,消息传来,说是蒋介石已被放回南京。大家一时理解不了党中央对“西安事变”采取的正确方针,许多干部、战士每天跑到我住的小屋里来问:“政委同志,好容易抓住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杀他,反而把他放了?”

我向大家传达了师首长对我们所讲的道理。同志们虽然还是想不大通,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既然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那总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自己理解不了,只是水平低的缘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团结抗战、共赴国难的协议。

但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非但不信守团结抗战的诺言,反而对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部队,发动了更加疯狂的“清剿”。在浙江,他调集了亲信刘建绪的部队来对付我们。

一九三七年二月,敌人兵分两路:一路从浙赣路平推南下,以新五师、五十六师、十九师及浙江的两个保安团,占据了江山、衢州、龙游、云、仙居一线,企图由北而南把我们压缩到闽浙边境;另一路以六十三师、八十师一个团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的部分保安团,分布于龙泉、庆元、松溪、政和等地,配合北路之敌,由西而东向我进攻,阴谋把我们逼到沿海地区,置我于死地。另外,敌人又以独立第二旅、第九旅及保安大队,封锁瓯江、飞云江,携走所有船只,企图断绝我们一切后退之路。

反动派气势汹汹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逼,我们活动的地区日渐缩小,原来的几块游击根据地之间,被割断了联系。一时间,当前的斗争,比以住任何一次显得更加复杂、艰巨。

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开始以后,我们二纵队随浙西南特委转入龙泉东北山区。敌军跟踪而来,白天黑夜地推进,一层一层地压过来,一直逼到了我们的鼻子下面。我们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无法进行正面抵御、为了保存力量,特委指示我们继续转移。这时设在山下的情报站已被敌人破坏,致使敌情不明,我们只得摸索着向东南方向撤退。

阴历年三十日的晚上,我们为了尽快地查明敌情,决定在云(和)龙(泉)公路上打一次伏击战。当晚,四野一片漆黑,寒风凛冽。同志们的身上只有一件破棉衣。直冻得四肢麻木,浑身发抖,不得不伏一会就站起来跺跺脚、搓搓手。可是,冻了一夜,眼看天已破晓,公路上依然没有一丝动静。

当我们正考虑着要不要撤回的时候,突然,从远处传来“嘟嘟”两声轻微的喇叭声,我扭头一看,只见从云和方向开来了辆军用汽车,一忽儿隐入山后,一忽儿又显露在公路上。我们高兴极了,就象猎人遇到野兽似的。我一下子窜到负责警戒的同志身边,命他举枪瞄准,准备射击。当汽车驶近伏击地点时,“砰”的一枪,正中车轮,随着“咕”的一声,汽车便戛然停住了。这时,同志们立即敏捷地从公路两旁跳出,向汽车冲去。

车上装的尽是货物。一麻袋一麻袋的香菇,大概是军队走私做买卖的,其中还有一大捆用牛皮纸包封的纸卷和六包信件。打开纸卷一看,全是石印的浙江省军用地图,有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图上标有敌人兵力分布情况的记号,大致上可以看出敌人的军事部署。这真是意外的收获。这样详细完整的军用地图,我们实在太需要了,不仅纵队一级没有,就连师首长也没有,他们使用的只是一份普通的分县图,许多乡镇、村庄都查不到,很难用于作战。

吓得脸色苍白的司机告诉我们,这辆汽车是敌人“前进指挥部”派往龙泉给五十二师师部送地图去的。现在可好,送到我们手中来了。由于携带不便,我们只选了几十份急用的地图和一些香菇,剩下的东西和汽车一起,都一把火给烧了。

带着这批珍贵的地图,我们又转入浙南山区,一心寻找粟裕、刘英同志,想着尽快地把地图交给首长们,让他们更好地指挥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但是,我们转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

有一天夜间,部队在瑞安三溪口附近,与敌人的一个大队发生遭遇。由于我们事先毫无准备,部队被打乱了。我急着联络和收拢部队,不料,自己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身边只有一个战士。我们两个人,失散在密密丛丛的群山之中,耳边听不到同志们的声音,只有山风在呼呼地吼叫,树叶沙沙作响,溪水哗哗奔流,山猫子悲凉地啼叫,我们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我俩在大山里餐风饮露,接连奔走了几天几夜,从浙南一直跑到了闽浙交界的地方,没碰到一个自己的同志。我们只好又折回浙南,再次回到瑞安地区重新寻找,仍然没有结果。

怎么办?几乎是无路可走、无计可施了。这时,我一次又一次想起了党组织和上级首长经常教导我们的话:“闹革命,要依靠群众”,“有了群众,天大的困难能克服,离开群众,有天大本事,也会一事无成。”是呀,自己参加过的每一次战斗,有哪一次不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呢?记得是在江西苏区参加第一次反“围剿”时成千上万的赤卫队员,在江西龙岗的大山顶上,挥动着红缨枪,擂着皮鼓,把点燃的鞭炮投到火油箱里,造成了于军万马齐出动的态势,吓得敌人慌了手脚,硬是配合红军把张辉瓒的“铁军师”给消灭了。当时,苏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宁死不给白军带路,使敌人变成了睁眼瞎,寸步难行……

我俩一起回忆这些永远使人难忘的、动人的情景,并从中受到了启发,决定改变寻找的方法。以后,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访贫问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向他们打听红军的消息。

这一访一问,可访出名堂来了。原来,群众都在心里惦念着红军,都还深深地记得在党的领导下,打土豪、斗劣绅的事,说起来眉飞色舞。他们又都知道可夫、刘英的名字,有的老乡对我们说,刘英是个女共产党员,可夫是个男共产党员,长得都很漂亮,又聪明,又年轻。因为他们坚决要打倒蒋介石,为穷苦人求解放,老蒋就到处派兵抓他们,但他们很能干,不但没有被抓住,反把蒋介石的兵消灭了不少。又说,他们两人,有时就站立在山顶上,山下围满了国民党的兵。可他俩,就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等到国民党的兵冲上去,那两个早已不见了……

听着这些传说,我们禁不住要笑。因为刘英和可夫本来就是一个人,可夫是刘英的化名嘛!而且把男的说成了女的,多少还有点神化的味道。但这些话却大大地鼓舞了我们,从这里可看出广大群众心中的希望,希望红军胜利,并且坚信红军是不会失败的。人民的美好愿望,正是革命的希望所在。

这一天,我们来到了平阳县西边的山门街附近,住在一个小山村里。第二天一早,我刚起身,正想赶路,一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连说带做手势,半晌才说出两个字:

“可夫………”

没等他把话说下去,我就迫不及待地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使劲摇着,大声问道:

“怎么样?在哪里?”

“天,天刚亮到的……”他指着东边不远的一个村子说,“就在那个村里。”

天哪!找了这么多日子,到底找着了。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帽子也没顾上戴,扛起那卷缴获的军用地图,拖着战友,一个劲地向东奔去。还没有到东村,老远就望见刘英同志魁梧的身影了。原来,他也已经看到我们了,站在一座屋子的门口等候着我们。他一见是我,高兴得叫了起来。等我们跑到,他用两只热乎乎的大手使劲地握住了我们的手,然后把我们拉进了屋子。我顾不得说别的,连忙把背在身上的这卷地图交给了他。

刘英同志见了地图非常高兴,马上把地图打开来看,并说他十分需要这个东西,来得正是时候。接着,他详细地询问了我们二纵队的情况,又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浙南的斗争形势。他告诉我们,驻温州的国民党部队第十九师正向这一带山区步步逼进。前些日子,县委曾派人到温州同国民党谈判,但对方毫无诚意,仍是一心要消灭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致使谈判破裂。现在外边的情况很紧张,我们的活动也暂时受到了阻碍。最后,他交给我十一个人,六支长枪和八支短枪,叫我们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并嘱咐我们要很好地隐蔽自己,保存力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树起党的旗帜,度过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等待最后胜利的到来,他反复告诉我们,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形势即将大变,那时大家就可以欢聚一堂了!

刘英同志讲完后,又和我们留下来的十二个同志一一握手。我们信心百倍地向他表示:积极依靠群众,坚持斗争,高举起党的旗帜,迎接最后的胜利!

送走了刘英同志,我们十二个人迅速转入平阳、瑞安西部的深山。

四月初,敌人又增加了“围剿”的兵力,到处搞起连环保、联防哨、递发站,实行残酷的移民政策,把山头山尾的房舍、草棚统统烧掉、把居民、食物集中到几个地方,不准群众随便走动,企图隔绝我们和群众的联系。敌人还造谣说:“共产党在山里有几千万两银子,吃的用的不计其数。”以此煽动和利用反动地主富农的武装组织“剿匪义勇壮丁队”,配合他们的正规军不分昼夜地搜山、兜搜。我们在丛林中看得真切,漫山遍野的白军和壮丁队,象梳筐子似的从这山到那山,连一条山润、一处沟壑、一个岩洞,甚至一片草丛也不放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十二个人很难找到藏身之处,只好在大山里跟敌人兜圈子。大家的衣服都扯成了碎布条,腿上、脚上、手上、脸上划开了一道道血口;连着五十天左右,没有升过一次火,没有吃过一次热食;也不能象平常一样的说话,只能象哑巴似地做手势;为了防止给敌人留下行踪,我们每走一步,都得回头看看,把踩倒的青草一株株扶起,把脚印抹掉。

有一次,敌人分成十几路向我们藏身的山角包抄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我们急中生智,纷纷纵身跳进一个奔流直泻的大瀑布里,让瀑布做了我们的门帘,大家的身子紧贴在悬崖上。时间一长,我们都被那压力巨大的水流冲击得浑身麻木,喘不过气来了。透过瀑布,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在瀑布前面来往的敌人,看着他们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到处乱翻乱戳,连碗口大的洞穴也要挖一挖,能搬动的石块都要搬开来看一看。这样的搜索,实在是够严密的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就在大瀑布的后面。好容易等到敌人过去了,我们从瀑布里爬出来时,一个个都已脸色苍白,四肢麻木、趴着不能动弹了。

这样的艰难困苦,不是亲身经历,那是很难体会得到的。再难再苦,却动摇不了我们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我们商定:要在死里求生,不顾一切艰难险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群众中去坚持斗争!

这天黑夜,我们十二个人,把十二条裹腿带连结在一起,头拴在岩石上,一头甩下山去。然后,一个个扯着裹腿带坠下陡崖,在满山的荆棘丛中,匍匐着摸黑前进。

经过两个艰辛的夜晚,我们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越过了敌人蜘蛛网样的封锁线,回到了山门街附近的村里,又和群众在一起了。

群众见到我们,就象见到了亲人似的。尽管不远的山门街还驻着两营“剿山”的白军,但他们还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掩护我们。当情况紧张时,群众把我们藏进牛栏,阁楼,或者让我们躲进预先挖好的洞穴中。又给我们端菜送饭,用土方、草药给我们医治伤口,并为我们放哨报讯,那真是操碎了。

尤其叫我们感动的是,连孩子们也知道给我们站岗。他们装着在家门、村口上玩,老远看见敌人来了,马上叫起暗号:

“妈,羊跑到西山路口了!”羊是白的,指的是白军;西山路口,是指敌人活动的地点。

在群众这样有力的掩护之下,我们安全地隐蔽起来,并且领导和组织群众跟白军进行了反抓丁、反烧杀的斗争。

有一天,由于叛徒向敌人告密,说这带有人窝藏红军。住在街上的敌军连长,就下令各乡各村各户,要十五岁到四十岁的男子,全部到街上去集合,好叫那个叛徒当场指认。凡是被他认出藏过红军的群众,就要替他们带路搜查,如果搜不到人或者不肯带路、便要杀头。

命令下来。群众时没了主意,有的还很恐慌。有些藏过我们的老乡,便跑来找我们,问我们该怎么办?看到群众担惊受怕的情形,我和同志们都很难过,真想马上跑到山街,用自己的生命来消除群众的灾难。但这终究不是好办法。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们还是想出了一些对策。

对策之一,就是按时到山门街集中。如果有谁被叛徒认出来了,可以先请同情红军的保甲长出来担保,接着就要叛徒把被指的人姓甚名谁、家有几口、住在何处等等一一讲清楚。如果叛徒讲不出,大家就哄起来,说他诬告。要是他知道底细、别等他讲完,大家就众口一词地咬定他讲得不对,是有意编造,陷害好人。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敌人也不一定有什么办法。

第二天,群众去到山门街。只见山门街西头的广场上搭起一座高台,台上摆了两张太师椅,一椅上坐着全副戎装的白军连长,另一张椅上坐着满身肥肉的连长太太,台角上站着那个叛徒,四周布满敌兵,刀光闪闪,杀气腾腾。

不一会,也果真由叛徒出来指认,指了几个,都被保甲长出面作了保。后来,那叛徒又指到了一个人。这人不慌不忙,还反问叛徒说:

“你讲我藏过红军,你知道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里有几口人?住在哪个村哪一家?你过去当过红军,大概我也藏过你吧?现在就请你讲讲清楚。这不是儿戏,你说一句不要紧,我就得人头落地呀!”那叛徒张回结舌,满脸通红,老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群众起了哄:“胡说八道!”“狼心狗肺!”“疯狗乱咬人。”起哄声中,数百群众涌向台前,有的朝叛徒晃动拳头,有的愤怒叫骂,有的捶打台板,会场一片混乱。大概由于群众的吵闹,使那个连长太太不耐烦了。她腾地从太师椅上跳起、三脚两步走到急得团团转的叛徒面前,伸出那只戴着玉镯、戒指的手,打了叛徒两个耳光,还尖着嗓门叫道:

“混蛋,你乱指乱点,我们可没那么多监牢!”

敌连长也不耐烦了。结果,群众没受什么损失,那叛徒也没得半点好处。

又有一次,敌人命令全乡的青壮年,都到瑞安三溪乡郭山村去接受一个星期的壮丁训练。对此,群众也同我们一起商量了应付的办法。先是消极敷衍。过后是一个个的溜掉,不出两天,壮丁队就只剩下几个人了,搞得敌人无可奈何。正是通过这些斗争,不但保护了群众,而且也更加密切了我们同群众之间的联系。

九月,天气渐渐转凉,我们望着空中一队南飞的雁群,都希望雁子能够给我们捎来党的信息。

这一天,我们接到了刘英同志派专人跋山涉水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

“……由于全国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剿共计划的彻底破产,我党的一再努力,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在‘七七’事变爆发后,重新进行和谈,被迫宣布对日作战。为此,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即将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希望你们迅速赶到山门街集中,听候整编……”

来信在我们的手上传来传去,读完后又兴奋地谈论起来。同大家一样,我也是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过了好一会,大家才冷静下来,十二个人的想法合成了一个念头:革命形势又向前发展了,光明就在前头,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我们飞也似地跑上山去,在一棵老松树下,挖出了先前打埋伏的八支长枪,擦净了枪上的泥土。接着,我们又互相整理了一下褴楼的衣服,挨家挨户地向老乡告别,感谢他们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用身家性命保护了我们。老乡们依依不舍,为我们赶做了许多干粮,让我们带着路上吃。临行时,男女老小一大群,簇拥着把我们送到村口,直至我们走得很远。我们再回头看时,老乡们还在向我们招手,摇笠帽、挥手巾……

我们十二个红军战士,虽然衣着破烂,满面胡子,但个个生气勃勃,大步踏上了通向山门街的大路。

在山门街,我们和上级兄弟部队会合了。见到了我们熟悉的许多战友、见到了刘英同志。不久,粟裕同志率领的队伍也到达了山门街。

一九三八年春,我们这支在闽浙赣边境坚持三年艰苦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便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并奉命开上了抗日前线!

原载《浙南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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