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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闽北到浙西南

发布时间: 2019-03-06 13:44 发布单位: 丽水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浏览量: 483 【公开】

张金发

 

告别闽北

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奉令离开中央苏区。队伍从瑞金出发,经闽入浙,先后在浙西南的庆元县竹口、龙泉县八都等地,同反动派打了几仗,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我们红五团二营四、六连,奉命护送伤员和战利品去闽北根据地。而当我们回到浙江进入江山县境时,遭到了反动派的袭击。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受到挫折。加之敌人在铁路沿线设置重重封锁,且又找不到船只横渡衢江,我们被迫回到闽北苏区坚持斗争。这样,暂时与先遣队司令部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三五年的初春,才与新建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胜利会合。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初春的一个夜晚,我们会师在闽北苏区岚谷的车盆坑,驻地烧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大家分别半年多了,有多少话要说啊。现在我们同日夜思念的战友和首长们围坐在一起,畅谈着别后的战斗生活。同志们一个个都是又高兴又气愤。高兴的是打破了敌人的隔绝;气愤的是蒋介石不许我们北上抗日,不断对我发起追堵、“围剿”,许多同志牺牲了,抗日先遣队损失很大。如今,以先遣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红军挺进师,仅有五百余人。就在我们愤怒不已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同志们,辛苦了!”

火光下,粟裕、刘英等同志笑吟吟的朝我们走来了。他们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我发觉,粟、刘两位首长比以前瘦多了,刘政委的手上扎着绷带。不用说,准是负伤了。“首长们才真辛苦呢!”我着急地探问:“伤势怎么样?”刘英同志笑着说:“不要紧,被狗咬了一口。”把大家都逗乐了。我这才看清,刘英同志伤了右手。可以想象,一支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负了伤,战斗该是多么的残酷和艰苦。

经过短期的休整,一天上午,部队在岚谷集合。粟、刘两首长分别向指战员们作了政治形势、部队整编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按照师部的决定,将支队扩编为纵队。全师下属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机关成立政治连,我所在的第六连编入挺进师第三纵队。按当时的编制,纵队相当于营,下辖两个支队,支队相当于连,但实际不足一个连兵力。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跳出闽北苏区,插到浙南敌人的后方去!

听说部队要走,苏区的老乡都依依不舍,我们也舍不得离开苏区的老乡。那年,我才有十七岁,在纵队当司号员。

在依依惜别心情的驱使下,我约了四支队的司号员小王,同他一起爬上了驻地村后的小山,拣了个吹号的好地势坐下。山区的早春还是寒冷的,呼呼的山风吹得我双眼发痛、流泪。我俩先是凝望着远处的山峦,渐渐地又把目光移向山下的村落。只见炊烟缭绕,人影绰绰,欢笑声隐约可闻。我和小王都听出来了,这是苏区翻了身的妇女在唱歌。但是,小王和我都没有说话。苏区的男女老小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长时间来,他们给部队送了多少军粮,打了多少草鞋,又为我们洗刷、缝补了多少衣服,身在苏区,真比在家里还温暖啊!如今要离开了,我怎么迈得动步子呢!小王也是这种心情。但是,我和小王又一次议论了首长的报告。首长说得对:“为了保卫根据地,必须插到敌人后方去。”是的,现在我们离开了她,正是为了更好地保卫她,为了创造更多的根据地。我们相信,苏区的人民,也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接着我俩又相互鼓励:过去,我们用手上的铜号,吹开了一个个黎明;今后,我们还要用这解放的军号,吹遍全中国!

果然,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派通信员给我们下达了“吹号集合”的命令。队伍出发了,军民们挥泪而别。走出了好一段路,我回头看了看,老乡们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冷风中。我忍住了泪,默默地在心里说:“再见吧,红色老区!”

飞兵天降

我们三纵队担任全师的前卫。部队经福建的崇安、浦城,向浙江的龙泉、江山、遂昌、庆元进军。一天晚上,队伍冒着风雪越过九龙山,来到了西山和仙阳交界处,发现西山坳口有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碉堡里透出的灯光和敌人晃动的手电光隐约可见。纵队领导立即作了部署,除留一个分队担负警戒外,其余部队沿山腰悄悄地前进。积雪映照着山路,给我们的行动增加了不少方便。前进途中,战士们破坏了敌人从浦城至江山公路沿线上的一些电话线和电线杆。深夜,部队穿过公路,又渡过一条河,顺利通过了封锁线。这时,传来师部的命令:要部队到前面村庄休息,各路口加强警戒;过往行人,只准进不准出,防止坏人向敌人通风报信。我们三纵队休息在一个山坳口,战士们拾来一些干柴草,生起两堆火,一面烘衣服,一面烤火取暖。因为天亮后还要继续行军,大家只能坐在火堆边打个盹。

第二天,三纵队由前卫改作后卫。经一天急行军。部队在江山、仙霞岭附近的无名坑、西坑宿营。我们三纵队队部设在幢小房里面,战士们这在这小屋房边的田里搭了个草棚住宿。夜里,又飘起了雪花、春寒料峭,大家只好挨在火堆边睡觉。睡梦中,猛听得一阵枪声,部队立即紧急集合,做好战斗准备。后来知道,是兄弟纵队打垮了敌人保安队的袭击,还抓到了二名俘虏。我们从俘虏嘴中获悉:江山双溪口和遂昌的毛阳、王村口等地都有敌人驻防。上述各地的敌人,还准备向我联合进攻。据此,师部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视线,向东转移。一路上山恋重叠,在江山、遂昌、龙泉三县交界的地方,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因连日下雪,道路难辨。战士们手拉着手,艰难地往上爬,如果有一个人不小心滑下来,那就可能拖下一大串。当时,大家都没有袜子,只穿一双草鞋。有的连草鞋都没有,光着脚板,好多同志的脚板被划破了,鲜血像一朵朵红花开放在雪地上。

行军中,粟裕师长脚穿一双破布鞋,鞋底扎着几张棕片。他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遇到高坎,实在没法攀登,他就顺手抓住身旁被雪压弯的小树,用力一拉,登了上去,又向后面的人说:“抓住它,这是我们的助手。”后面的战士一个跟着一个,依次依靠“助手”登了上去。最难爬的还是那又陡又光的石壁,但同志们也有办法。那就是将随身带的麻绳和绑腿连接起来,由先上去同志,半拉半拖地把大家扯了上去。

宣传员比我们更辛苦,他们在更高的一个山上插了一面小红旗,大声呼喊:“同志们,加油!看谁得红旗!”于是,大家又一个劲地向前进,好像有一股什么力量在吸引着我们。爬上山头,只见一位宣传员正在那里变戏法。他一会儿伸出舌头,用棕毛沿舌面穿过去,一会儿右手拿起一枚银元,“喏喏”两声,银元已变到左手里去了。精彩的表演,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早已忘记了疲劳。

有时候,为了等候掉队的同志,先到的战士就在山坳里停下来,从雪底下挖出一些枯枝烂叶,烧起篝火。供后来的人取暖休息。有些战士则用雪在山上堆起了一个个“红军战士”,不知是谁还摘下自己的黑钮扣给它当眼睛,又撕块红标语给它镶上嘴唇,还给它插上树枝当枪呢!这种就地取材的宣传鼓动,有效地活跃了部队的情绪。

山上人烟稀少,部队到达宿营地后,粮食、住宿都成了问题。没有大米,只好向农民买些包萝米,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餐。没有被子,就用些草烧起来取暖,烘衣服;有的同志干脆钻到草窝里睡觉;有的同志借老百姓的蓑衣作棉被;有的四、五个人合盖一条军毯,再在上面加些草。这样,虽然还是不能御寒,可大家却睡得很香。

炊事员更辛苦。部队休息了,他们还得赶紧去买粮食、买柴、烧饭。当时我们是吃一餐,带两餐,炊事员除了烧好当晚的饭,还得把第二天的早餐、中餐也准备好,这样就更累了。三纵队有位姓杨的炊事员,饭烧得特别香,平时常帮助有病的战士挑东西,还经常想办法为病员烧几个鸡蛋。大家见了他,少不得要说上一句:“杨大哥,辛苦了。”而他总是笑眯眯地说:“革命嘛,不辛苦还能取得胜利!”

我们刚下了山,碰到一位老伯伯要见我们首长。他打量我们好半天,轻轻地问:“庆元那边打了很多‘国军”,是你们打的吗?”刘英政委回答:“是啊!”他眯起眼睛,东瞧瞧西望望,我们觉得奇怪:“老伯伯,你看啥呀?”他又神秘地问:“你们会飞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刘政委站起来,撑开两只手,说:“看吧,我们又没有翅膀,还不是靠两条腿!”老伯伯将信将凝,眯细眼睛,翘起胡子,凝视着那无边无际的大雪山………越过了九龙山,红军会飞的传说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激战斋郎

一九三五年四月底,部队进抵庆(元)景(宁)边界的斋郎,休整了两天。第三天早晨,我们突然接到了部队集合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纵队首长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同时我们突然接到了部队集合作好战斗准备的命令。纵队长检查了战斗准备情况,同时作了战斗动员,还带领分队长、班长一起察看了地形,作好了战斗部署。这时,粟裕师长带着参谋和几个警卫人员登上山岗,他拿起望远镜向山下了望片刻,然后走到队伍面前说:“同志们,作好战斗准备,敌人敢上来,坚决把它抹(打)下去,消灭它!”因为挥手太用力,震动了伤口,只见他咬了咬牙,忍住疼痛,便又向前跑去了。见此情形,我们都很难过,巴不得一下子冲下去,多杀几个敌人。

战斗开始了。我们三纵队布置在右翼的山上,刘汉南纵队长命令一班埋伏在前面的小山坳里,我拿着军号紧跟在刘纵队长身边。等了一个多小时,“呜一呜一”,一千多名反动大刀会的人吹着牛角,穿着古怪的红色、黄色衣服,摇摇摆摆地冲上来了,我们沉住气,直到敌人只离我们三十米时才突然开火。枪声响处,自以为吞了神符、刀枪不入的大刀会会徒纷纷倒下,后面的一看神符不灵,都吓得掉转屁股向下溃退。过了一会,从蛤蟆岭方向赶来的浙保一团,有密集的火力掩护下,重新向我军阵地发起了冲锋。刘纵队长大喊一声:“冲啊!”我就“哒哒嘀嘀”的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机枪声、冲杀声、号声响成一片,杀得敌人魂飞魄散。

“同志们,冲下去坚决消灭敌人!”粟裕师长左手挥动着手枪,亲临第一线指挥,战士们看见首长冲锋在前,斗志更加高昂,冲杀得更猛了。

战斗中,一班林班长带着全班战士冲在最前面。战士们个个勇猛杀敌。其中有个高个子战士,右肩挂了彩,鲜血直往下流。班长要他下去,他说:“不,我要跟你一起打!”刚转过山坳,迎面碰上一伙敌人,敌人见了我们,撒腿就跑。高个子战士一个箭步追上了一个敌人,用左手抱住了敌人的脖子,两人就扭倒在地搏斗起来。突然,从右边钻出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猛刺过来,高个子战士的棉裤被戳了个大窟窿。那家伙举起枪刚想再刺,幸亏副班长赶到了,一枪托砸在那家伙的头上,顿时脑浆迸流,倒在地上。这时,高个子战士也已结果了被压在地上的那个敌人,并缴获了枪支。他们又继续向前冲去。

浙保一团不甘心失败,又多次进行反扑,但都被我军打退了。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傍晚。我们终于粉碎了浙保一团、闽保二团和大刀会的多路进攻,打死、俘虏敌人数百余人,敌团长李秀被我们打断了手。缴获了许多武器弹药,其中有一挺重机枪,还有一支崭新小马号呢。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山上休息。战士们擦枪的擦枪、唱歌的唱歌。新战士发到了枪,特别高兴。宣传员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宣传工作,唱起了快板:“一班战士真勇敢,十一个战士缴来十三支枪,…….争取胜利再胜利。”卫生员忙着给大家送来了开水。刘司务长和两个炊事员挑来担两香喷喷的大米饭。我心里也很高兴,握着金光闪闪的小马号,兴奋地吹起了开饭号。清脆的号声在山谷中回荡。

夜袭龙游

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我们三纵队驻在遂昌前山,配合地方同志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正在这时候,驻扎在龙游城里的国民党南京税警团,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发动了疯狂的“进剿”。一天,师部命令我们当晚出发,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袭击敌人的后方,将狼引出门外,保卫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入夜,细雨蒙蒙。部队出发不久,雨下得更大了,把我们淋了个透湿。我们刚走到通往蔡源的大路附近,尖兵就来报告:大路上发现敌人,估计有一百人左右。刘汉南纵队长听了报告后,一面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作好战斗准备,一面登上高岗,隐蔽在一块岩石后观察敌情。透过浓密的雨雾,隐隐约地发现一群敌人,正三三两两地行走在通往蔡源的大路上,敌兵身上不时发出乒乒乓乓的铁器撞击声。刘纵队长判断这可能是掉队的后勤兵。随即命令一分队插到敌人前面,截击敌人去路;二分队在后面警戒,堵住敌人的退路;三分队讯速登上右边的那座小山。

布置完毕,我们便大摇大摆向敌人。

“哪一个?”敌人大声地吆喝。

“自己人。”

“哪一部分?”

“第九部分,上头命令原地休息。”

敌人一听叫休息,便把身上的东西乱七八糟地丢了一地。没等他们坐定,我们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就这样,没有花费一粒枪弹。只用了几分钟时间,我们就俘虏了全部敌人,缴获了大批的猪肉罐头、蛋糕、香烟等物资,还有几只既轻又大的行军锅。嘿,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可真不赖呢!

取得了这次意外的收获,部队没有停留,又整队出发了。大家有说有笑地又走了一天一夜,才停下来休息。

有的同志白天睡得不太安稳,刘纵队长见我们醒了,非常兴奋地向我们透露:“今天晚上我们要打龙游。大家好好休息,养足了力气好打仗。”又风趣地说:“到龙游就能看到火车了!”战士们听说要打龙游,都很高兴,从没见过铁路的同志更是乐坏了。吃过晚饭,我们擦好枪,装上子弹,带了干粮,向龙游出发了,离城还有十里路光景,首长观察了地形,布置了各队的具体任务。然后,我们就弓起身子,放轻脚步,从庄稼地里穿过去。不巧,在离城三四里的地方与敌人的一个巡逻队碰上了。敌人边跑边开枪,我们紧追不放,一口气追到了墙下。

城内的敌人听到枪声,惊慌失措,胡乱朝城外射击,又是掷手榴弹,又是放照明弹,好不热闹。其实,当时我们没有攻城器材,也无意攻城,只是为了吓吓敌人,给他们造成红军要攻城的错觉。

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龙游城的四周贴了许多标语,标语上写着红军打了龙游还要去打衢州、金华、杭州等口号。在把俘虏放回之前,我们又故意说红军要攻打交通要道,好叫他们回去传话。下午三点半撤出战斗后,我们又向西转移,一路上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入江山县境后,才突然转向东南,返回遂昌。

我们回到离遂昌不远的西坑下。群众还不知道我们就是打龙游的队伍,纷纷赶来告诉我们说,前天从江西过来的红军,打了龙游城,附近一带的“黄狗”都逃了!我们听了这些话,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反动派真听指挥,不但调回了遂昌的军队,而且还急电调回源口、湖山等地的军队,要他们守住交通要道。这样,敌人又一次被我们牵了鼻子转。

汤凹养伤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三纵队趁着点点星光向江山双溪口进发。当时,我是四班副班长,担任前卫。当我来到双溪口村头,发现那里有木头和门板等障碍物时,便要部队停止前进。第二分队长命令我带领四个战士向左翼山边搜索。

我们匍匐着向前行动,发现山上有一座庙宇。不料,敌人被惊动了。“哪一个?”随着一声吆喝,山上的敌人就“哒哒哒”向我们打了一梭子。一个战士挂了彩。我接过他的枪,叫他下去,并立即指挥还击,掩护部队过溪。我背着两支枪,最后撤出战斗,当涉过溪流时,忽然感到右腿有些发麻。四班长摸摸我的右脚,发觉有粘糊糊的东西往下流。他说:“班副,你挂彩了!”这时卫生员又不在,他叫我先歇一下。我用绑腿带扎一扎,说:“不要紧,还是跟部队一起走!”我坚持着又走了二、三十里。这时,两条腿越来越重了,冷汗一个劲地往下淌,忽然一阵昏眩,便跌进了路边的一个小水坑里。班长连忙把我搀起,发现我在发高烧,就与刘纵队长各背去我的一支枪,又找来几个老乡把我抬着走。

纵队政委方志富带着通信员,把我安置在一个名叫汤凹的偏僻山村里,方政委坐在我旁边不断地安慰我,说部队暂时不会离开这一带,叫我安心在这里养伤,等到伤好后,就来接我。他还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冷水里浸凉以后,送到我的嘴边,又拿自己的毛巾浸了冷水,贴在我滚烫的额头上。首长的体贴关怀,使我非常感动,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首长,你放心,保证克服一切困难,养好伤,争取早日归队。”方政委临走时,向我的房东夏伯伯作了交代,留给夏伯伯十元钱,也给了我五元。

夏伯伯家有五个人,除夏伯伯、夏妈妈外,还有儿子、儿媳和一个女儿。夏伯伯让我躺在他的床上,叫媳妇在门外放哨。当时,我虽然昏沉沉,可是心里还明白,这里是边缘区,一旦被敌人发觉,会给夏伯伯全家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于是,我坚决请求夏伯伯立即把我送到后面的山上去,夏伯伯不肯,一定要我吃点东西再上山。虽然夏妈妈为我做了不少菜、又是干饭,又是稀饭。还有几个糖氽鸡蛋,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去,只勉强地喝了几口稀饭。晚上,夏伯伯又给我捣了些草药,敷在伤口上,这才把我背到山上一个看守包谷的茅棚里。

茅棚分上下两层,我住在上面一层。两位老人坐在下层守护着,我一再催促他们回去休息,可他们怎么也不肯离去。老妈妈还不时地到上面来看我,轻轻地给我拉好被子。我怕给老人家添麻烦,就装着熟睡的样子。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

半夜光景,我小心地翻了个身。不想这轻微的举动,把坐在下面的夏妈妈惊动了。她一手拿着小油灯,一手端着一碗稀饭,走了上来。我全明白了,夏妈妈是见我一天没有吃东西,所以整夜地守着我。我含着眼泪从夏妈妈手上接过那碗冒着热气的稀饭,一口气喝了。夏妈妈欣慰地笑了。望着夏妈妈那慈祥的面容,我激动地叫了声:“妈妈!”妈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妈妈。可我的妈妈在我不到两岁时,就因为我父亲去世和家里贫穷扔下我改嫁了,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儿。叔父抚养了我几年,把我送给地主家当放牛娃,吃不饱,穿不暖,没爹没娘的孩子到处受人欺侮。我高兴时只有与牛玩玩,难过时也只能对着牛流泪。有时挨了打,也曾呼喊过妈妈,可妈妈在哪里?得到的只是那深山里的凄惨的回声。人家说童年会永远留给人美好的回忆,而我的童年,没有幸福和欢乐,只有痛苦和眼泪。

后来,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闽北,我就参加了红军。革命大家庭的生活,不仅使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而且使我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爱抚和温暖!今天,老妈妈又使我尝到了一种伟大的爱,队级的爱,母亲的爱。我非常激动,到天亮时才慢慢地睡去。等我醒来时,发现夏妈妈仍守候在我的旁边,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离开过。还没等我开口。她就关切地问道:“孩子,好点吗?”我回答说:“好得多了。”这倒不是为了安慰妈妈,而是确实好多了,除了伤口还有些痛以外,头也不像昨天那样昏沉沉的,四肢也有了些力气。想到给老妈妈添了麻烦恼,想到部队首长和同志们,我巴不得伤口马上愈合,赶上部队,与大家一起战斗!

中午,老伯伯一边给我换药,一边和我聊天。他问了我家的情况后,感慨地说:“怪不得红军与我们心连心,原来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哪!”接着他也把肚里的苦水倒了出来,讲如何受地主的欺压,国民党反动派又如何抓走他唯一的儿子……末了,他凑到我的耳边说:“听说龙泉那边都组织起来了,领导大伙打土豪分田地。是真的吗?哎!红军什么时候到我们这里来组织呀?你……”没等他把话说完,妈妈就在下面叫了起来:“老头子,快下来呀!家里有客!”

老伯伯匆忙走下去。过了一会儿,妈妈上来轻轻地对我说:“不要怕,是外岙的保长带了人要来查户口,现在还没有到。你放心,我们会应付的。”临走时,她又搬来几捆柴草,堆进了楼梯口。这一切,都做得那样从容。

一天,我和大伯正聊天,他的媳妇突然赶来,说是保安队队副带了人要收捐税,叫我暂时躲躲。大伯说:“不要急,我去看看。”过了一会,大伯叫他的媳妇来,把我背进了树林子。就这样,他们一家人不止次把我从危急中救出来,而自己却担了不少风险。

休养了二十多天后,我的伤口基本好了,我便要找部队去,老妈妈坚决不肯。她说:“你的伤刚好,身子还虚弱,红军信得过我们,才把你留下,要是不养胖了回去,叫我怎么对得起红军?你真要走,那我就要生气了!”我怕妈妈生气,没敢再说。过了些时候,村里的反动派都逃走了,我就回到夏妈妈家里帮着做些事,提水呀、种菜呀,有时还教小妹妹识字,向他们讲革命故事,他们都很喜欢听。

我的伤终于痊愈了,要归队了。记得回部队那天,一大早妈妈就把我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小包袱里。临走时,她又特地为我烧了面条、鸡蛋包谷饼,再三嘱咐我:路上当心,到部队后别忘了写信,以后常来走走………到了村口,妈妈停了下来,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去吧,替妈妈狠狠地打敌人!”说完,妈妈那深陷的眼窝里已闪着泪花。啊,妈妈是那样慈爱,又是那么坚强。

当我登上村边一个山头,回头望时,妈妈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使劲地挥了挥手,轻轻地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一定记住你的嘱咐,狠狠地打击敌人!”

斧头镰刀红旗在住溪上空飘场

我惜别了夏妈妈。夏伯伯还一直送了我十五里路。后来我到了毛垟。次日,在毛垟碰到了原来的高指导员。他告诉我:这里的住溪、王村口等地方都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我们第三纵队的黄政委在住溪当党代表。我听了心里非常高兴,巴不得马上去见老首长。

第二天交通员领我去住溪。我们从一座山上翻过去,远远地就看见山下的村中飘扬着一面斧头镰刀的红旗。我忘记了整天翻山越岭的劳累,一口气奔下山去。跑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的所在地。屋子门口挂着“龙遂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门口站着两位穿便衣戴军帽的游击队员,两旁壁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和盖着苏维埃政府大印的告示,衣衫褴褛的农民,晒得黑黑的妇女,他们有说有笑,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忙碌着。呵,住溪,我虽然没来过,可是一切都是这么新鲜,是这么熟悉!像回到了闽北家乡一样。多快呵,这里的人民也开始翻身作主了。

黄政委听说我回来了,跑出来迎接我:“小张,我们正想派人去接你呢!一路上辛苦了,先到里面休息休息再说”。我见到政委,立刻跑上去,抱着他,激动得很久说不出话来。

晚饭后,黄政委带我到外面散步,他向我介绍了这一带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情况,我听了非常高兴。想不到几个月功夫、闽北的革命种子已在这里发芽开花了。“政委,什么时间打土豪,分田地呀?”政委回答说:“快啦!现在已经在做准备啦!工农民主政府一成立,打土豪,分田地,办民校,事情多着呢!”我又向他打听了我们部队的情况,他笑着对我说:“小张,我们这里已成立了游击队,你就留在这里当队长吧!”

第三天大清早,我就起来了。我来到窗前,只见二十多个游击队员,正背着枪,拿着梭标、大刀,在草坪上“一、二、一”地操练。门口那面斧头镰刀大红旗已高高地升起,在晨风中飘扬。根据地新的一天开始了。我得赶快把这一切,写信告诉妈妈,叫她和我一样,分享同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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