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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回忆

发布时间: 2019-03-06 13:42 发布单位: 丽水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浏览量: 414 【公开】

龙跃

 

一、挺进师进军浙江 

渐西南游击根据地创建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的突围部队回到闽浙赣苏区。一月底、二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传达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军中央军区转来中央的电令,以抗日先道队的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委任原先遣队参谋长粟裕为挺进师师长,原先遣队政治部主任刘英为挺进师政治委员(原先遣队的政治委员乐少华留在闽浙赣苏区工作)。挺进师的任务主要是:深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敌人,响应和配合主力红军长征;配合友军行动,保卫闽浙赣苏区及邻近其他红色区域;在浙江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根据苏区中央分局转来的中央指示,在闽浙赣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挺进师首长很快配备了干部,整理了部队,将由怀玉山突围回来的老弱伤病人员留在闽浙赣苏区疗养、省委再从闽浙赣独立师拨出第一团一百五十余人补充挺进师。因此挺进师很快就组织起来了,编成了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支队实际上相当于连。经闽浙赣省委同意,任命原先遣队作战科长王蕴瑞为挺进师参谋长,原闽浙赣独立师政委黄富武为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原先遣队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长姚阿宝为挺进师政治特派员,原先遣队供给部长刘达云为挺进师供给部长,原红十军团卫生部长张友昆为挺进师卫生部长,原红十军团没收委员会主任谢文清为挺进师没收委员会主任。部队包括司、政、供、卫在内共五百余人,虽然只等于一个小团的人数,但干部多而强,有许多同志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原军团级干部当师级干部,原团营连级干部当连排班级干部,一般战士也都有好几年革命历史,政治觉悟高,作战经验丰富,从师首长起一直到下级干部以至战士年纪都很轻,身壮力强,武器也好,计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长短枪四百四十五支,战斗力很强,是一支短小精悍、革命意志旺盛的人民子弟兵。

红军挺进师成立时,闽浙赣苏区正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和分割“清剿”的严重环境中。挺进师为了胜利地执行自己的光荣任务,在出动前,先在闽浙赣苏区进行了一次“声东击西”的军事行动,向苏区西南部的贵溪县涪安、河上溪的敌人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苏区的西南部。我们的部队则迅速转到苏区东部的上饶县境内。稍事休息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以英勇果敢的行动从灵山出发,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向南打到武夷山区。然后沿着仙霞岭向北挺进,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胜利地到达浙江省的江山县境内。

红军挺进师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当他们在怀玉山区围歼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主力后,满以为闽浙赣苏区的红军只剩下毫无战斗力的零星部队了,很快就会被他们消灭光的,绝没有料到还有这样一支精锐部队会从闽浙赣苏区杀出来,而且一直杀到了蒋介石的老家。

红军挺进师从闽渐赣苏区突围出来,第二天清晨渡过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信江以后,就向南疾进。这时,信江以南、武夷山以北的敌人已向两边分开,碉堡成了没有人防守的空壳子,因此挺进师一路放火烧了敌人的好些碉堡,还破坏了河口到上饶的电线杆和电话线,一天一夜迂回曲折地跑了一百余里路到了上饶与铅山之间的纸坊宿营。当夜,夜袭甘溪,捣毁了敌人一个据点。第三天清晨,打垮了江西省保安团八百余人的追击队,俘虏敌人四五十人,缴获武器一批。红军挺进师的胜利突围和突围后的长驱直入,对处于敌人围困中的苏区人民和沿途群众是一个鼓舞,也是挺进师全体指战员值得自豪的。据说,当时敌人曾问身陷囹圄的方志敏同志,这支部队是否他夫人带领的?要他写信去劝降。方志敏同志听说抗日先遣队还有一部分部队突围出去,“心上一阵又是悲痛又是钦敬,又是快慰的情绪冲上来,几乎要感动得流出眼泪来了。”因此,方志敏同志严肃地说:“共产党是有完全领导红军的力量的。”方志敏同志这个话说得多么正确和有力啊!

红军挺进师经过武夷山区时,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得胜已无耻叛变,充当了敌人的走狗,正在替敌人带路,猖狂进犯闽北苏区。闽北苏区原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李得胜捣毁了。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挺进师到达了闽北苏区,给闽北人民增添了力量,帮助闽北领导暂时稳定了局势。武夷山崇山峻岭,森林密布,挺进师乘着路过闽北苏区的机会,依靠武夷山的有利地形,在崇安县所属的车盘坑等地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军事政治训练。白天下操上课打野外,晚上开政治讨论会和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政治工作水平,使每个指战员都能学到两套本领,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这也是我们部队深入白区执行新的任务时所必须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考虑到今后要深入白区单独作战,经刘、粟商量并得到其他领导干部的同意,又建立了师政治委员会(相当于现在部队中的党委),由刘英、粟裕、黄富武、宗孟平、王维信、姚阿宝、刘达云、洪家云、方志富等九人组成,以刘英同志为书记,作为挺进师的最高领导机关。车盘坑训练结束后,部队逐渐向北转移,原来北上抗日先遭队路过杭江铁道时留下的一个营回来了。这个营曾在江山、浦城、龙泉之间打过一段时期游击,然后回到闽北苏区,被命名为红三团,还有一百五十余人,武器齐全,编为两个连,由原军团政治部青年科长洪家云领导。这时归还挺进师建制,是经过闽北分区委的同意的。挺进师从灵山出发时补充进来的独立师部队在路上跑回去七八十人,现在却增加了一百五十余人,力量比原来强了。我们经过浦城县境时,向驻守岸坑的刘和鼎五十六师发动过一次攻势,想用引蛇出洞的办法消灭敌人。但被敌人发觉了没有能做到。这一仗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打死打伤一些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接着,我们就沿着武夷山脉北段的仙霞岭向浙江进发了。

三月底四月初,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浙江大地,到处郁郁葱葱。红军挺进师的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振奋斗,斗志昂扬。到达浙江的第二天,就在江山与龙泉交界溪头消灭敌人的一个排,第三天又在庆元的小梅镇全歼敌基干队一个分队。虽然这两仗都是小仗,俘获人枪都只有几十,但旗开得胜,指战员提高了胜利信心。记得我们从灵山出发的那一天傍晚,有不少群众和地方干部因敌人进攻而撤退到那里,我们经过时,他们站在小道两旁欢送我们。因正前方和左右两侧都靠近敌人,他们轻轻地向我们欢呼:“同志们,热烈欢送你们,希望你们勇敢地打到白区去,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苏区有我们坚守,你们放心打出去啊!”我们也向欢送群众招手致意。心情悲愤地同他们告别。当我们一个接一个抓着从上面放下来的一根粗麻绳攀登到山顶时,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回过头去看看站在山下和半山腰的群众,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表决心:闽浙赣苏区再见吧!我们绝不会辜负苏区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不但要打到白区去,而且还要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去,我们将用新的胜利来保卫闽浙赣苏区和邻近的红色根据地,苏区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一定会胜利,再见吧!现在我们终于一路上克服了各种困难,胜利地打到浙江来了,这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啊!后来每当我们想起苏区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的革命智慧和斗争勇气就会加倍激发出来,我们就是这样信心百倍地在浙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为了弄清和观察浙江敌人的动静,部队经过庆元又向南转回福建,在松溪、政和、建瓯、建阳(简称松政建地区)行动了几天。在这几天中,召开了政治委员会议。会后向干部进行了传达,会议的主要精神是:继续统一干部的思想,克服了少数同志怕到浙江打游击的思想。同时考虑到游击战争的特点,有时要分散,有时要集中,但分散出去的部队又必须是既能独立行动,又能互相配合,因此,对原来战斗部队的编制和干部配备又重新作了调整,组编为四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连、一个侦察排。纵队相当于营,纵队以下为支队,相当于连队。每个纵队又都建立了一个行动委员会,作为单独行动时的集体领导组织。然后返回浙江,开始在浙闽边境的庆元、景宁、寿宁和泰顺之间以洞宫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那里山连山,地形险要,我们在那里行动了1个多月,边熟悉情况,边打击和消灭敌人,先后打了好几个胜仗。如在庆元和政和交界处攻克了敌人据点举水;在景宁的上标消灭敌人一个民团约十余人;在黄山和沙湾打垮敌人两个分队并歼灭其一部分;在泰顺的谭边消灭敌人一个基干队并乘胜占领百丈口和司前,切断和破坏了泰顺通往瑞安的交通线和电话线。但是,那四县的交界地区既有国民党军队,又有反动的大刀会组织,到处把关守口,相互配合袭击和拦阻我军。使我军在日常行动中,既要对国民党军的合围和进攻,又要防止大刀会的袭击和伏击,要在那一带打开局面,一时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取得斋郎(属庆元县)战斗胜利后,便于五月十日乘胜渡过龙泉河(瓯江上游)继续向北挺进,把游击战争打到了浙赣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

斋郎战斗,是我们进入浙江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我们能够在浙江站稳脚跟的一个具有较大意义的胜仗。原来,我们的部队进入浙江到达庆、景、泰、寿一带以后,国民党很快就从浙江和福建调来了三个团的兵力来围歼我们。其中李秀的浙保第一团和马洪琛的闽保第二团是战斗力较强的两个团,而且又是先接近我们的。由于我们打了一连串的胜仗,特别是四月二十日在泰顺打了胜仗以后,有点骄傲了,放松了警惕,因此我们在寿宁的上村遭到了闽保第二团的夜袭。我们的收报机、电话机和电线等物资丢失了,还有几个人被俘,而特派员姚阿宝和一班人也失踪了。部队经过一天才集中起来,曾一度陷于被动。部队中有少数同志产生了畏难情绪,认为浙江敌人统治力量强,害怕在浙江打游击,希望回到福建松政建地区行动。但斋郎一战,我们以少胜多,打败了浙保第一团和一千多人的大刀会,俘获了敌军人枪各一部分,敌团长李秀被我打伤,从而鼓舞了士气,取得了行动上的主动权。斋郎战斗,实际上也是一次遭遇战。我们四月二十七日傍晚到达斋郎宿营,第二天,早饭后大部分人已经集合准备出发了,就在这个时候,敌人来进攻了,大刀会打前锋,浙保第一团分两路包抄上来,李秀带一个营在大刀会后面督战。情势很危急,部队不得不迅速展开,下决心打好这一仗。否则,被动局面还会继续。结果,这一仗我们打胜了,但第一纵队政委王维信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

敌人对我们这支部队的番号和领导人的姓名本来是不清楚的,有时说我们是罗炳辉的部队,有时又说是方志敏余部,但也不知道具体是何人领导。经过上村的袭击战,敌人从被俘去的一个参谋和一个医生的供词中才知道我们这支部队是粟裕、刘英领导的红军挺进师。敌人还知道了粟裕同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左手负伤残废,刘英同志在皖南谭家桥战斗中右手负伤残废,把粟、刘两人说成“只有一双手”。可是,就是这“一双手”,却把国民党统治的浙江中部、南部闹得翻天覆地。

龙泉河以北、浙赣路以南,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很好,挺进师决定乘着斋郎战斗的胜利形势,把游击战争打到浙江的中部地区去。这是一个大胆的和英明的决策。那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都开去对付主力红军了。浙江原有七个保安团,其中三个已由俞济时带去编入国民党的中央军了。浙江兵力空虚,除留下的四个保安团和十五个保安大队外,没有正规军。而那几个保安团,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的手下败将。靠近闽浙边虽有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但它的防区是福建省的松政建地区,是对付闽北红军游击队的,一般不会开到浙江来。龙泉河以北的龙泉、遂昌、松阳、云和、丽水等县,因上年歉收,本年又遭水灾,春夏之际,青黄不接,多数群众缺粮,正在闹饥荒。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求解放的,我们每到一处,宣传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群众热烈拥护,纷纷组织起来跟红军一起闹革命。

这时,我们已跟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离开闽浙赣苏区也已三个多月了,我们一直挂念着中央红军和闽浙赣苏区。五月十日我们又过龙泉河向北挺进,接着,占领了几个较大的集镇,搞到了许多报纸,从其中发现了两条消息:一是中央红军打到了川西,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二是二、六军团在湘贵边打了大胜仗,国民党遭到惨败。对于孤军深入浙江的红军挺进师来说,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师部在遂昌县的王村口召开了干部会议,政治委员刘英讲了这两条消息并进行了分析,他号召大家提高胜利信心,勇猛作战,在浙江打出一个胜利的局面来。各纵队和直属部队还把刘英同志的讲话编为教材,给战士上政治课。大家异常兴奋。有的战土说:“过去一个一方面军就能在江西创造出那么大的苏区、粉碎敌人几次‘围剿’,消灭那么多白军,现在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合在一起,必能消灭更多的敌人;我们要努力作战,起配合作用。”

师首长看了大量报纸,分析了整个形势,为了迅速在浙江打开局面,依据主客观情况,大胆地作出了下列决定:

第一,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在这个战略原则的指导下,挺进师除保留一个主力部队随师部在中心地区(汤溪、龙游、金华、武义、宣平、丽水、云和以及龙泉东北、松阳北部)行动外,先后分出了三个纵队到西、南、东三个方面去打游击。其中二、四纵队先分开,二纵队(原红三团)向西靠近它过去打过游击的江山、浦城、龙泉西北以及遂昌一带行动;四纵队回到龙泉河以南,继续在龙、庆、景、泰、寿之间行动,并担任打通与闽东联系的任务。一纵队分开的时间较迟,配备的干部也较强,主要是挺进到永康、缙云、东阳、天台、仙居、青田和永嘉北部一带寻找当地党的组织。第一次是六月间在上述地区打了一个大圈之后,终于在东阳、永康之间找到浙东临委(又叫工作委员会),第二次七月再去没有找到,听说被破坏了。第四纵队于六月初也在福建寿宁境内与闽东特委取得联系,带回闽东特委书记叶秀潘(原书记詹寅同志已牺牲)给粟、刘的回信。

各纵队所属的各个支队也同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见机行劫,互相配合。游击战争越打规模越大,越打战术越灵活,不但创造了许多新的战术形式,如电波形、S形、8字形,远距离袭击,出敌不意地杀回马枪等,而且培养和锻炼了干部,使许多干部都能单独行动了。做军事工作的能兼做政治工作了,做政治工作的也能兼做军事工作。因此很快打出了一个大好形势,西线沿仙霞岭打到了浦城、江山和衢州境内、东线打到了盘安山和括苍山一线,北面打到了浙赣铁路沿线,南线打到了福建境内,国民党的保安团和基干队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浙保第一纵队指挥官蒋志英连连向其上司求援,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黄绍于六月十二日急急忙忙带了士官教导团一个连做他的卫队亲自到金华了解情况,并到宣平县指挥作战。六月十四日在宣平县以西二十里地的吴宅与我军遭遇,我军一个冲锋,全歼其前头两个排,除缴获所有步枪外,还缴获轻机枪挺、山西造的新式冲锋枪两支。从俘虏兵口中知道黄绍带了一个排在后面,急忙逃回宣平去了,差一点黄绍也被我军活捉。第二天我们又在武义小溪口消灭敌人一个连,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蒋介石在南京听到他老家吃紧,一时又无正规军可调,只得把南京财政部税警团的一千多人派来增援,并指令宣铁吾在遂昌县设立“浙南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浙江的部队。六月底,宣铁吾乘挺进师主力转向遂昌西部与闽北派来联系的广浦独立营会合之际,把我们包围于姚岭,企图一举消灭。我们发觉后,连夜分散转移。师部率领第一、三两个纵队于拂晓突破敌人的包围圈时,税警团的主力已经过去,碰上了它的后卫,一枪未放活捉了敌人几十个伙夫,缴获了几支步枪及炊事工具。敌人到姚岭时,我们已全部转移,敌人扑了个空。税警团的武器虽然好,但是在城里住惯了,调到山区来,跑山路吃不消,跟着我们打圈圈,被拖得疲惫不堪。宣铁吾的保安团也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分散怕被我们吃掉,集中又拥挤在起发挥不了作用。搞得也很狼狈。

我们的游击战争是有计划、分阶段进行的,每一阶段主要目标是否达到,都及时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阶段的行动计划。快到八一建军节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八一”前后消灭敌人与扩大红军的具体任务,以鼓励全体指战员的战斗勇气、争取更大的胜利。根据“八一”行动计划,粟师长率领第三纵队和新成立的五纵队占领了离丽水县城四十里的碧湖镇,威胁丽水城;四纵队打到了龙泉城下并有部分人攻进了城:一纵队袭击了仙居县的陈村;二纵队打到了衢州城外的汽车站,敌人不知我军虚实,紧闭城门不敢出来。回来时在江山境内消灭敌人一个排,缴获轻机枪一挺,崭新的广东造步枪三十余支。当时我是随刘英同志行动的,他从政治连和特务队各抽出了一部分人员组成一个临时队伍袭击了松阳县城。八月二日,敌人从杭州笕桥派来了两架飞机,沿着浙赣铁路线侦察我军的行动。来回兜了几个圈子,找不到我军的目标,没奈何飞回去了。在“八一”前后,我们共消灭敌人两百多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百余支,扩大新战士四百余人。继蒋志英的失败,宣铁吾的“围剿”同样宣告破产了。这时我们的游击战争已在金、衢、处之间、包括金衢盆地及浙赣铁路沿线的十多个县猛烈展开。在当时全国处在革命低潮的情况下,浙江却出现了一个局部性的高潮。

第二,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解决夏荒困难。龙泉、遂昌以东,丽水以西,是一块山区,地主阶级剥削很重,群众生活原本很苦,再加上年旱灾、今年水灾,群众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每天行军总有成百成千群众跟在后面哀求:“红军先生,讨点稻子吃吃”,要求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这一带地主很刁猾,不但把银元埋在地底下,粮食也不是放在粮仓里,或者粮仓里只放很少一点粮食,而把大部分粮食藏在夹墙中,不到价钱最贵的时候不拿出来卖。因此,开始时我们也搞不到多少粮食。后来我们工作越做越深入,办法也多了,地主暗藏银元和粮食的窍门给我们找着了。在龙泉住溪,供给部住的一座房子,就是一家兼做木材生意的地主。我们一去他全家都跑了。群众说他家有钱,但看不出什么迹象。有一天,供给部的同志东敲西敲,敲到地主睡的床底下,觉得声音异样,结果,挖出两坛银元,共九千九百九十六元。一万差四元,可能是地主埋藏时数错了,没有凑成整数。一下子搞到这样多钱,就解决了我们部队经费上的困难。在龙泉县的上田,有一家地主,房子、家具全是新的,第一次去时就是找不到粮食。第二次再去争取了他家的雇农,他偷偷告诉我们,结果打开他家的夹墙,搞到了几十担粮食。还有别的贵重东西。我们有了以上经验,因此每到一地都能在地主家里找到大批粮食分配给群众。群众的饥荒问题解决了,欢天喜地。红军与群众就更是心连心了。

第三,除暴安民,摧毁反动的社会基础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蒋介石在对红军“围剿”时,搞了一个保甲制度,以加强他们的反动统治。一九三五年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时,保甲制度已在浙江普遍建立,担任乡(镇)保甲长的大多数是恶霸地主、富农和其他反动分子。保甲制度与地主恶霸势力相结合,就成了国民党直接压迫群众的最反动的工具。我们除了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外,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摧毁敌人的反动社会势力及其直接压迫群众的反动工具。那时我在师特派员处工作,我们政治保卫工作人员行军时,总是随前卫部队走,每到一处在侦察员和前卫尖兵的配合下,依靠群众,捕促地主恶霸及乡(镇)保长。我们的口号是:除暴安民,消灭社会害虫,救民于水火之中。对于抓到的恶霸分子和乡(镇)保长以及其他反动分子,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罪大恶极者,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处决之,并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有的因为环境或行军关系没有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公审,在处理后也张贴布告历数其反革命罪行,使群众周知。对于民愤不大、能低头认罪的保长,给予严正警告后交保释放。那时我们声势浩大,进入浙西南地区如入无人之境,游击战争在十几个县的范围内迅速广泛展开,地主恶霸和乡(镇)保长有的逃到城里去了,有的被我们镇压了,有的在我们强大的威力下低头认罪不敢动了,广大农村,便成了人民的天下。

第四,在军事上打开局面,广大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之后,我们就进一步在群众中做扎根工作,加速创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挺进师两位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新的分工:粟裕同志带领挺进师主力,继续在金、衢、处之间,浙赣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辗转不停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敌人调离我们准备建立根据地的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之间的地区;刘英同志带一部分部队和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在上述地区搞根据地建设。在挺进师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浙西南特委和红军浙西南军分区。从部队中抽调出一批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专做地方工作,直属机关人员组成的政治连则予以有力的配合,西面以龙泉的在溪和遂昌的王村口为中心,东面以群众条件最好的龙泉的安岱后和松阳的枫坪心一带为基础,建立革命根据地。主要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打击、肃清反动势力,建立各种群众革命组织。浙西南特委书记开始由挺进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宗孟平担任,随二纵队行动兼二纵队行动委员会主席,他于五月底在龙泉茶岱岭战斗中牺牲后,特委书记由挺进师政治部主任黄富武兼任,副书记由供给部副部长杨干凡担任,特委委员除黄、杨外,有洪家云、方志富、欧阳道等同志。军分区司令员由挺进师参谋长王蕴瑞兼任,政治委员由黄富武同志兼任,政治特派员由欧阳道同志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由杨干凡同志兼任,成员开始有三十多人,后来吸收和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到近百人。嗣后成立县、区委,都是以地方工作团的同志为骨干。政治连是由政治部、保卫局、供给部、卫生部各一部分人组成,既不妨得本机关的业务工作,又集中地进行地方工作,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创建浙西部地区的工作主要是政治连在第二纵队的掩护下一起开辟和发展起来的。东面的工作是地方工作团搞起来的。

第五,团结当地群众领袖,正确对待群众中的帮会组织。在龙泉和松阳一带、青帮组织很普遍。红军挺进师到达后,青帮中有一些人主动来找我们,表示愿意在红军的领导下闹革命。他们声称自己是青帮,并有一句口号:“青红一句话,永世不分家”。这句口号当时在龙泉、松阳、遂昌一带的群众中流行得很普遍,这句口号中的“红”是红军。我们初步调查,那一带参加青帮群众很多,很普遍,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它虽然是一个封建性的帮会组织,但不同于福建和浙江庆元、景宁一带的大刀会,它对红军是拥护的。原来这一带有一些人参加过一九二0年浙南农民暴动,成立过“农军”,有的参加过红十三军。农民暴动和红十三军失败后,有少数积极分子如斗潭的卢子敬、安岱后的陈凤生(明德)和陈丹山等就利用青帮这个组织,隐蔽在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在龙、松,遂一带群众中威信很高,是当地的群众领袖。据说,卢子敬同志早年留学日本,受到先进思想影响,二十年代未和三十年代初,曾多次领导当地农民同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这一带后,卢子敬同志也于同年从杭州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进行秘密活动。这次红军挺进师到达时,首先来跟我们接头并向我们介绍青帮情况的,就是卢子敬、陈凤生等人。我们初到白区,一切都很生疏,需要有一个联系群众的桥梁,因此,我们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闹革命。他们愉快地参加了我们的地方工作团为成员,后来还加入党,成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第一批当地干部。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很快就争取了大批青帮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成份好的吸收为贫农团团员以及雇农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会员,经过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成了我们建立根据地的基本群众。对于青帮中的少数富农、小地主等,只要他们不反对我们,我们也就不打击他们,使他们中立。我们争取和团结青帮,打开了工作局面,对建立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六,跟国民党的特务、奸细作斗争,从政治上保卫根据地的建立。部队挺进到龙泉河以北、浙赣铁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后国民党除了调兵遣将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堵击和合围以外,还派遣了一批特务,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企图搞垮我们。这批被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中,有的是曾经在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星子训练班”里受过专门训练的,有的是从浙江省警官学校挑选出来的,有的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反动分子,他们化装成逃兵或小商小贩,利用当地保甲长和其他反动社会关系潜来我们的活动地区,乘着我们扩大红军吸收新战士的机会,报名当红军,企图从我们的内部搞情报,暗杀我军首长,瓦解我们的队伍。由于我们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保卫工作,因此,有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还没有来得及混进我们的部队,经过群众检举,就被我们抓住了,有的特务分子虽然一时钻了进来,也被我们及时清查出来了;有的坐探用甜言蜜语同我们打招呼,但接触一两次之后,就被我们看出了破绽,再经过调查,他们的原形就毕露了;有的坐探察觉我们的警惕性高,做贼心虚,就自己溜走了。因此,敌人的“钻心”政策和他们的军事一样宣告破产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八月底九月初,我们便在浦城、龙泉、江山、遂昌、松阳、云和等县之间纵横将近两三百里的范围内,把广大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了。在红军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和中共浙西南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县区乡各级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以及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如贫农团、雇农工会、手工业工会、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等。在龙泉、遂昌、松阳之间的住溪、上田、枫坪、东圩、谷陈、斗潭、安岱后、玉岩、王村口、官塘、金铺、白岩、后塘等地还连青苗在内插标分配了土地(后来证明,当时这样做是过早了,群众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这是红军挺进师进入了浙江以后所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即浙西南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主力由原来四个纵队发展到五个纵队,原来各个纵队本身的人数也扩大了,地方脱产的和半脱产的游击队也有一两千人。同时,在浙西南军分区的领导下,还建立了县游击指挥部和区乡游击队,配合地方工作团加强地方工作和保卫基本地区。这是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红军挺进师为什么在浙西南能发展得这样快?这个地区的群众为什么会这样热烈地起来闹革命?敌军指挥官罗卓英在丽水演说时曾说:当初刘英、粟裕等仅有数百人,现在统计达三千以上,据调查所得,四分之三是浙江工农阶级被其诱惑,滋长二十余县,其进展程度比江西还要厉害。罗自称曾在南京和浙江的同乡讨论,最大原因,不外年来工厂停闭,杭江铁路一通,所以失业工人无处可居,兼受农村破产,经济衰落影响所致云云。罗卓英的这段话,一是道出了浙西南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引起了南京政府中浙江派人物的重视和忧虑,二是道出了工人失业、农村破产这两个原因。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他没有道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不断打内战,不断地进攻苏区,加重了人民负担,再加上资本家和地主的残酷压迫剥削。换句话说,工人农民之所以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工人农民谋利益求解放的。工人农民之所以反对国民党,就是因为国民党是压迫工人农民的。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武义汤恩伯的老家和青田陈诚的老家。陈诚和汤愿伯官做得那么大,手下的兵又那么多,可是当我们的红军打到他们的家乡去时,那里的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同别的地方的群众完全一样。这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红军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同广大劳动群众是心心相印的。

二 浙西南反“围剿”和

浙南游击根据地建立

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不断胜利,改变了浙江的政治形势,威胁着浙江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国民党报纸上大声疾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共党已波及全浙。以目前形势而论,浙江共党不亚于四川、江西。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其前途实堪可虑,云云。由此可见浙江统治阶级对红军的恐惧。蒋介石调集了庞大的军队来“围剿”我们。从一九三五年八月初开始,首先将卫立煌的“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从福建浦城移驻浙江江山,并将第二军郜子举纵队全部开到浙江,接着又从江西将罗卓英的第十八军调到浙江来,同时还从福建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抽调出一个旅又一个团来浙江“围剿”。罗卓英的第十八军是陈诚的精税部队,也是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是这次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主力。它有四个师,九月初从龙游、金华分头前进,密布于我们根据地所在的四个县,即第十四师进攻遂昌,第十一师进攻龙泉,第六十七师进攻云和、第九十四师进攻松阳。他们一开始,也采取进攻江西苏区的办法,建筑碉堡,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我军围歼于龙、松、遂、云四县之间。龙泉河以南,闽浙边的庆元至泰顺一线,有第五十师的一个旅,景宁还有浙江保安团的一个团,西面浦城至江山一线还有第三师等部队。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九日或二十日,红军挺进师主力在龙泉上田与黄维第十一师的一个团激战一整天,打死打伤敌军一百余人,俘敌官兵五十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敌人给我们打得满山乱窜,最后只得死守几个山头,以待增援。敌人这次要来进攻,我们在八月底九月初即有所察觉,由于麻痹,以为他们是宣铁吾“浙南剿匪指挥部”所属的保安团队,所以只在某些大道两旁砍倒一些树木作为障碍,没有再进一步采取措施。后来从俘虏兵的口中,才知道对阵的就是罗草英的部队,思想上才重视起来。经过上田一仗,固然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但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的主力,于是敌人从东西北三方面向我们合围拢来,企图举歼灭我们的主力。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对付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浙西南这块年幼的革命根据地的生存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红军挺进师今后能否在浙江站稳脚跟,把游击战争继续打下去的问题。上田战斗之后,领导上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必须在战略上力争主动地位,决不能同敌人硬拼或让敌人包围起来挨打。从这个原则出发,挺进师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经过讨论,断然决定,浙西南特委和浙西南军分区率领第二、第五两个纵队(缺一个支队)及地方工作团共四百余人与赤卫队一千余人一起,留在浙西南坚持斗争,师部率领第三纵队、第十三支队、师直属部队以及第一纵队约六百人转到敌人的外围在南面和东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以调动和打击敌人,保卫浙西南根据地。

卫立煌和罗卓英对于我们突围南下的部队,只派出了一小部分兵力配合第五十六师和驻景宁的保安团进行追击与堵击。第十八军的主力数万人仍密布于浙西南数县不动,把我们的根据地包围得水泄不通,在宣铁吾的保安团队配合下,分区分片包围“清剿”,屠杀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我们浙西南红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对近百倍于已的敌人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对敌作战,如扎口子,阻止敌人前进;利用地形好树木多的有利条件,部队埋伏于大小路旁,出敌不意袭击和阻击敌人;或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于密林中,瞄准敌人前一枪后一枪扰乱和杀伤敌人,打了一阵后,又转向另一个地方用同样的方式扰乱敌人。为了武装群众、当地干部卢子敬等同志千方百计在大山中创办火药厂,生产土火药供农民游击队和赤卫队使用。在与敌人进行浴血抗争中,浙西南民兵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根据地的东北面。由黄富武、王蕴瑞同志率领第五纵队和龙、松、云、遂、宣等县游击队,以龙泉的安岱后、小吉、后陈和松阳的枫坪、玉岩等基本地区为依托,转战于龙、松,云、遂、宣之间,与强大的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后来,在向西转移中,不意于十月三十日在遂昌的观音岩遭敌包围,黄富武同志不幸负伤被俘,王蕴瑞同志失踪,第五纵队的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剩下少数战士与第二纵队会合后,在西线与敌人继续作战。但东线一带群众在特委副书记兼地方工作团团长杨干凡和第五纵队干部谢同增等同志的领导下,虽然受到敌人严重摧残但并没有向敌人屈服,而一直坚持下来。安岱后及其附近群众对我们失散了的同志千方百计保护起来,宁愿地方受摧残,也不使我们的同志受损失。安岱后、小吉等地在反“围剿”战争中的贡献是巨大的。

黄富武同志受伤被俘,玉蕴瑞同志失踪以后,保卫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重任就完全落在第二纵队纵队长李重才和政治委员洪家云的肩上。由李、洪领导的第二纵队本来是挺进师最善于打游击战的一个纵队,战斗力也比较强。敌人摧残了我们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后,反劝气焰更加猖狂,集中兵力向西线的龙、遂、浦地区猛攻。第二纵队为了有效地坚持斗争,采取了“开辟新地区,保卫老地区相结合”的方针,由纵队长李重才率领第四、五两个支队和一个重机枪班向外出击,在江山、遂昌、衢县交界的三角地带开展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对龙、遂、浦之间的注意力,减少根据地里所承受的压力,同时创建新的游击根据地。留下第六支队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由纵队政委洪家云率领保卫根据地。在保卫遂昌王村口的战斗中,敌人用了阙汉骞一个整团来进攻。洪家云同志指挥军民分两路防守。纵队文书宣恩金率领赤卫队坚守馒头岭,用木头加石头阻击敌人,群众叫这种方法为“扎排子”,就是用砍倒的树木扎成木排,再用藤条吊起,上面堆满石头,等敌人爬到半山腰时,砍断藤条,成千上万斤的石头一齐往下滚,天崩地裂地把敌人砸死的砸死,砸伤的砸伤。敌人打了三天主夜,没有能够爬上岭来,只得绕道左翼侧的山尖上,对准馒头岭射击,赤卫队才转移阵地守第二道口子。洪家云同志率领第六支队一个大队和一个轻机枪班的四十余人,坚守王村口对面一个碉堡及其周围的工事,在馒头岭赤卫队的配合下,顽强抵抗,守了四、五天,把敌人一批又一批地打下去,给了敌人以严重杀伤,最后,敌人不得不调来迫击炮和小钢炮,对准碉堡轰击。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轻重机枪密集的扫射下,战士、干部大部壮烈牺牲,只剩下洪家云等少数几个人,不得不撤出战斗,易地再战。六支队另外两个大队在支队长和龙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富的领导下,坚守龙泉住溪,与来犯的黄维师一个团整天整夜作战,也打得十分英勇顽强,方志富同志左手负伤,他在工事里凭着右手轮流使用两支枪向敌人猛烈射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在撤退转移中,方志富同志和六支队支队长都壮烈地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自东面的安岱后、枫坪、玉岩,西面的上田、王村口,住溪等几个重要据点失守之后,面积大大缩小了,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了,能够活动的地方只剩下一些人烟稀少的大山。而数万敌军分布于我们根据地及其周围,建筑碉堡,构筑工事,搜山清乡,凡有五户以上的村子就派兵一连驻守,五户以下的村子强迫群众搬走,房子山棚放火烧光,企图以此困死我军。但群众却千方百计偷偷上山送粮食支援红军。后来,环境更恶劣,群众无法上山了,战士们只好找野菜、拔萝卜充饥。到了数九寒天,山上白雪皑皑,野草、萝卜也没有了,战士们就挖苞萝根子煮着吃,甚至从老鼠洞里寻找食物。战士们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但他们坚持斗争的意志仍是顽强的,心是火热的。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围困在深山老林里几天没有进食,战士们出于乐观和对阶级敌人的愤恨,人虽乏力躺在地下口里却哼着顺口溜:“身无冬衣夜无被,日无粮食饿肚皮,白匪狗子想消灭我,同你一命拼一命,打死你一个不亏本,打死你一双赚一个“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誓言啊!第六支队和龙浦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游击队员,在洪家云同志的领导下,日日夜夜活动于敌人的封锁线和碉堡群之间,艰苦奋斗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一、二月才胜利地突围到了江山与遂昌交界处,同李重才同志率领的部队会师。这时部队还有七八十人。会师后,又与敌人的地方武装较量,打了几个胜仗:攻克了遂昌县西北部猪腰口的反动据点,镇压罪恶累累的反动乡长和乡队副,并没收其浮财分给贫苦农民,接着又奔袭江山县峡口区保安乡公所,全歼区基干队。上述两个反动据点被攻克,江遂间的群众情绪又高涨起来,在我们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革命组织,有些青年还自动报名当红军,因此,一块纵横数十里的新的根据地又在原来老区的边上建立起来了。部队也得到了休整与补充。可是四月间在敌人五个团的进攻中,部队又受到严重损失,纵队领导李重才和洪家云同志相继牺牲,剩下四五十人在第四支队长余龙贵、大队政委曹景恒以及文书宣恩金三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到六月底,与师部胜利会师。还有一些在斗争中先后失去联系,独立坚持斗争的同志也回到了部队。

浙西南军民在同蒋介石的王牌军第十八军进行了将近九个月的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是很多的,虽然大部分根据地被摧垮了,但还有一部分地区在我们手里,这是浙西南军民经过艰苦奋斗,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下来的。那时,我们从苏区出来还不久,对于在白区,特别是对于在像浙这样特殊的地区和特殊条件下坚持斗争,还缺乏经验,以至留在浙西南的部队仍和过去在中央苏区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时那样—死守阵地,与强大敌人硬拼,勇则勇矣,但牺牲过大,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不过,由于我们吸取了这一条经验教训,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地区仍然能够长期坚持和发展。

红军挺进师在反对卫立煌(后来是张发奎)、罗卓英数万军队“围剿”的过程中,不但坚持了浙西南地区的斗争,而且在敌人的外围发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早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北上途中经过庆元、龙泉和江山时,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给浙西南和浙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政治影响。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以后,首先也是在浙南的西部地区行动,曾经一度打到泰顺和飞云江上游,打了一连串胜仗。后来向北挺进到金,衢、处之间后,仍然派遣了第四纵队回到庆、景、泰、寿之间的广大地区活动,不过那里部队初到浙江,第四纵队在那一带主要是了解情况,熟悉地形,争取群众,扩大影响,以配合北面主力行动,同时负责打通与闽东特委联系。以上这些,都是浙南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前哨工作。

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挺进师主力南下后,在浙南和浙闽边以及闽东地区,曾跟强大的敌人作过反复的周旋,由浙江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回浙江,经过几个回合,在避实就虚,避强打弱,避敌正规军,打敌地方武装的战术原则指导下,我们战胜过严重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红军挺进师主力于九月二十五日晚上紧急行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南下后,为了要在瓯江中段找到适当渡口掩护第一纵队再渡过瓯江北进,同时又想找到在庆景泰寿之间活动的第四纵队,以及与刚南下又派遣出去的第四支队会合,所以,在龙庆景之间来回兜圈子,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地区。因之,敌人得以迅速从四面八方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和对我们进行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九月二十九日,我军在龙泉安仁镇东南的一个山坡上刚宿营就被尾追的敌人袭击过一次,牺牲了好几个同志,其中有第三纵队纵队长刘汉南同志。十月一日又在景宁大仰遭到从我们后面跟进的敌人一个团的夜间袭击。敌人等我们宿下营吹了熄灭号后,开始向我们进攻,幸好村口只有一条路,我们的排哨把敌人顶住一下,部队从左面爬上山头又经过一夜一天急行军才摆脱敌人,只在爬山时两个新战士丢掉一挺轻机枪,别的没受什么损失。第二天傍晚在景宁梅岐与第一纵队分开后,师部率领第三纵队与直属部队仍回头向西行动,想继续找第四纵队和第九支队,又在景宁与泰顺之间的东坑与掩护修电话线的一股敌人遭遇,我们主动脱离了敌人。可敌人的追击和堵击部队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逼近我们。十月三日敌人把我们二三百人紧紧地围困于景宁、庆元交界的上塘、南阳一带,最后困在纵横只有二三十里路的一个狭小的地区。敌人总以为我们摆脱不了。但是我们的部队有党的领导,同时又经过了入浙后半年多来的游击战争的锻炼,每个指战员都更加坚强了,又会打又会走,一天跑上一百几十里路不在话下,所以,终于还是把敌人甩掉了。回想那次战斗是十分艰苦的,同时又是非常奇特的:我们的队伍有时从敌人的旁边,甚至从敌人的哨所下插过;有时几乎跟敌人赛跑似的并排前进;大路被敌人截断了,我们就走小路;小路也被敌人封锁了,我们就向没有路的山上甚至悬崖陡壁上爬;从一个山头爬到另一个山头;肚子饿了,就在山沟里或岩石下喝上几口凉水充饥。十月间,山区已是“山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的初冬季节,可是爬山过岭,还是浑身冒汗。我们就是这样经过三天三夜,迂回曲折地从敌人的包围圈里冲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福建的松(溪)政(和)建(阳)和寿宁地区,使敌人围歼我们的计划完全落空了。相反的,我们在甩掉了浙江的敌人以后,又给了福建的敌人以出其不意的冲击,真是一举两得。

在这次冲破敌人包围之后,更值得庆幸的是红军挺进师和闽东特委、闽东独立师,在福建的寿宁县郑家坑(又名郑坑)胜利会师。自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经过闽东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从先遣队到挺进师已是几经变化。同样的,闽东地区也经历了发展和挫折的过程,因此,这次会师,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由于双方都是远离中央和上级,单独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鉴于形势需要,双方都有联合起来、建立统一领导机构的愿望,于是两方面的领导同志举行了联席会议。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决定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闽东和浙江两方面的工作红军。会上公推刘英同志为临时省委书记兼临时省军区政治委员,粟裕同志为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临时省军区司令员,叶飞同志为临时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省委委员包括刘、粟、叶,挺进师七人,闽东四人。会上,刘英同志表示:省委应包括闽北,省委书记应由黄道同志担任,他和粟裕同志专门负责军区工作,在与黄道同志未联系上之前,书记一职他可暂时担任。这次会议主要目的是交换意见,提出方案进行酝酿,约定一个月后,如无异议,省委和军区就正式成立。这时闽东红军大约三四百人,此外,所属各县还有些武装,有的叫独立团,有的叫肃反队。这次会师的只有叶飞同志带的三四十人,是一个特务队。根据叶飞同志的建议,挺进师领导决定调原政委会秘书长许信同志为闽东独立师师长,调三纵队政委王武理担任闽东独立师参谋长,原三纵队参谋长杨发旺为闽东第三纵队参谋长。同时还调了一个班和一部分武器包括重机枪一挺给闽东部队。十一月中旬举行了第二次联席会议,对前次联席会议决定的总的精神,双方都没有异议,省委和军区就正式成立了。上述两次会议的情况,事后刘英同志写了一封信请闽东送给黄道同志,这封信是我誊抄的,所以我了解这些情况。这时,挺进师已在浙南打下了相当基础,省委以浙南地区作为活动中心。准备再成立一个浙南特委。叶飞同志向刘英同志提议,将已有相当工作基础的福鼎县拨给省委为活动范围的基本地区(当时在福鼎县地区有两个县委:一个是福鼎县委;一个是鼎平中心县委)。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的成立,是一件大好事,大家异常高兴。在开始半年多时间里,由于有了省委的统一领导,浙江与闽东两方面,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和互相配合,起了显著作用。后来,闽东方面退出临时省委。

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共成立后,红军挺进师很快又继续回到浙江行动,依靠闽浙山地的有利条件,大力向东北、东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下游西岸以及飞云江和鳌江之间的广大地区。由闽东到浙江,经过两次来回,攻下过敌人好些市镇和据点。如景宁的梅岐、沙湾、勃海、大顺、小顺,青田的南田、西坑、二元、三元。中保、黄坦,瑞安的大、六科、玉壶、营前、湖岭、高楼、陶山、马屿、平阳坑,平阳的腾蛟、水头街、闹村、山门、青街、顺溪、晓坑、莒溪、观美街,泰顺的詹众埠、百丈口、东横坑、洪口、左溪、西地、泗溪、仕阳、五里排、富和福鼎的南溪等地。经过一九三五年十月底瑞安的玉壶和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泰顺的白姑湾两仗,先后歼灭浙江保安第十大队一个分队和一个中队。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泰顺的甲岭,我们消灭闽保第四团一个连。不久在火把岭又消灭敌人一个连。再加上其他一些小仗,在这段时间我们共消灭敌人三百多人,缴获步枪两百多支、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其中除马克沁重机枪留给自用外,步枪全部送给闽东特委,武装闽东的部队。

与此同时,第一纵队在青田船家与海口之间渡过瓯江,一直打到仙居、永嘉、黄岩、天台、新昌、东阳、永康、缙云、义乌、丽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打击和牵制敌人,最后在永康的金竹绛和缙云的黄弄坑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刘英同志的回忆录中提到,泰顺代理县长给其留日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好逸畏战之心,成为通病。所可告慰于阁下者,当局已采取紧急措施耳。前面几句倒确实反映了当时敌我斗争的真实情况,但后两句则是自欺欺人,用以对他们自己作精神安慰而已。

在这段时间,我们除了消灭敌人正规部队以外,在泰顺和景宁以西,龙泉河以南和闽浙交界一带,还瓦解了大刀会的组织,争取了大刀会的群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胜利。大刀会是地主阶级维持其封建统治所操纵的一个反动迷信组织。我们到达浙闽边以后,它就成了我们在浙南和浙闽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障碍。它既然是一个反动的武装组织,我们就必须用军事力量去摧毁它。但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大多数又是被欺骗的穷苦农民,因此我们又必须着重从政治上去做争取工作。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对大刀会的方针,确定以政治解决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在政治上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对大刀会会徒及其家属进行反复的宣传教育,以争取其群众,孤立打击其坛主、法师及其幕后操纵者,达到瓦解其组织的目的。六月间,我们在龙泉县八都附近,根据上述方针,曾经创造过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争取了当地大刀会中的大部分群众。当大刀会法师向会徒们吹牛说自己“刀枪不能入,子弹打不进”时,群众根据我们的布置,要他自己先做示范。他不得不让会徒向他打枪,只是站远一点,想侥幸过关。结果群众一土枪就把他打死。这样,大刀会的欺骗也就破产了。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我们一方面利用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在群众中揭穿大刀会头目的欺骗行为以教育群众。指出穷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是唯一的出路。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只打国民党反动派,不打工人农民和一切穷人,如果大刀会要阻拦红军去路或袭击红军。红军打出去的子弹没有眼睛,碰上谁就打死谁。以此种种道理,解除大刀会徒的迷信心理和提高他们对红军的认识。另一方面,在跟大刀会打仗时,我们向闽东红军学到了用毛竹叉与步枪相结合制服大刀会的办法(据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办法是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学来的,可我们自己倒失传了)。这个办法很灵,就是每个连队都备用两三根毛竹叉(用较小的毛竹上半段,将其梢部上的每根枝子各去掉一大半,留下四五寸,毛竹叉上就有很多小叉子),行军或宿营时,哪前卫或警戒部队与大刀会相遇时,走在前头的战士就用毛竹叉将冲上来的大刀会徒的头颈叉牢,后面的战士用步枪瞄准,一枪一个打得很准。我们用这样的办法,曾经打败过好几次大刀会的袭击和进攻。从此,大刀会凡是看见我们部队带着毛竹叉,就远远跑走,再也不敢来袭击了阻拦我们了。就是这样,经过我们反复的多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军事上的必要的打击使参加大刀会的群众都感到不但没有好处,而且白白成为地主阶级的牺牲品。当他们觉悟之后,许多大刀会的组织,都停止了反对我们的活动,或者自动解散了,大刀会的坛主、法师有的被群众赶走了,有的自动跑回福建去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初建时主要是在东部沿海一带,这些地区本来就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地区。福鼎方面,一九二九年起就有党的组织活动,并逐步扩展,一直没有停止过。温州地区在一九三0年春曾经成立过红军第十三军,后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现在,广大群众又看到了代表他们利益的中国工农红军,这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啊!我们打到青田、瑞安、平阳和泰顺一带,每到一处都有大批群众自动聚拢来听我们讲演,看我们写标语口号以及张贴和散发的传单,有的还自动向我们报告敌情,替我们带路等。我们每到一地,先找贫雇农建立秘密的革命组织,为进一步发动群众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的基础上,经过几个来回,最后我们就在泰顺和瑞、平、泰地区扎根落户了。

闽东特委与红军挺进师会师后,在挺进师有效的配合和策应下,闽东红军也逐步向北发展。浙江、闽东两方面红军相互依靠,相互配合,各自发展,闽浙边出现了新的形势。一九三六年三月,粟、刘各率领挺进师一部,先后在鼎平泰边的金寨、二湖与鼎平中心县委派在那里开辟工作的郑丹甫等同志会师。接着粟裕同志率领所部经过分水关,从南面第四次进入平阳,打下观美街,再经过北港向西挺进。红军离开观美街后,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和地方反动分子乘机抢劫并放火烧毁了观美街,诬蔑“红军杀人放火”。许多群众都亲眼看到特务和地方反动分子干坏事,其阴谋诡计不攻自破。刘英同志率领省委机关工作员进鼎平基本地区,在桥亭乡文村与鼎平中心县委会师,从鼎平抽调了一批干部到泰顺和瑞平泰边接替挺进师干部的工作,并成立了泰顺县委,由原鼎平上东区委书记周建生担任县委书记,六月,周调平阳县委工作后,泰顺县委书记由周钦明同志接任。挺进师政治干部则随部队到飞云江以西以北开辟新地区。

一九三六年三月,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福鼎、鼎平与泰顺三个县委。后来地区和党的组织都继续扩大和发展了。第一任特委书记由郑宗毓同志担任,时间三月到九月。第二任特委书记由挺进师供给部长谢文清同志担任,从九月到十二月。谢文清同志调动工作后,由特委组织部长兼少共特委书记龙跃代理特委书记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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